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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易经》与《论语》中看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及其现实意义周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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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8-11 16:27  只查看该作者 [字体:  ]   1楼 
从《易经》与《论语》中看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及其现实意义周易研究

周文王:商末西方诸侯之长。姬姓,名昌。公亶父之孙,季历之子。传说公亶父见少子季历和昌贤德,想传位给他们,季历的两兄太伯、仲雍为让位奔于荆蛮。公亶父死,季历继位,后又传位于昌。昌即位后,礼贤下士,得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臣,周国势日强。昌和九侯(或作鬼侯)、鄂侯(或作邘侯)一起,任商朝三公。商王纣杀九侯、鄂侯,昌不满,为崇侯虎所谮,被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得释后,昌向商献洛西之地,请除炮格酷刑,得任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
《易书》是由周文王整理编辑的。他在囚禁监牢之中,只能用《易书》的卜筮形式,隐晦地串插在卦爻辞里把夏商两代的历史经验、教训与自己的思想理念,他儿子周公(姬旦)武王(姬发)灭殷后,又把《周易》的卦爻辞做过修改补充说明。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制约,武王死后周公辅佐年少的成王,管叔、蔡叔与殷的王族及遗臣,又造反叛周迫使周公下台。当成王成年后,周公辞去相位,《周易》仍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时过五百年到春,才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秋时代,孔子在文王、周公编写的基础上写了《易传》“十翼”的《周易》。

那么,我们不得不想这位圣人,他平常说的“述而不作”而“作”了,而且成为《周易》三位作者之一(也有人称四圣之作加上伏羲)。周代的政治、文化、经济是孔子的思想基础。孔子青年时代两次向老子请教过《周礼》,中年又三次向老子请教过《周易》。

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与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编竹简孔子世家》中写孔子学习研究《周易》“韦编三绝”《周易》的牛皮绳磨断三次,可见孔子下的功夫不浅,花了很多时间,既看书,又请教他人。孔子“传”《易》也即司马迁说的“序易、象、说卦、文言”,宋代的史学家、政治家、副宰相欧阳修《易童子问》说“文言”、“系(26),就否定了孔子“辞”有“子曰”“传易”,那么《论语》有“孔子曰、孔子对曰、子曰”约448,而且《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们“集善言”,是子张、子贡、子夏、子游弟子编的“纪要”,虽不是孔子写的,但是是对孔子的思想言行的记录。

首先,从《论语》看看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说周朝接受夏商两代经验教训。

治理国家有了全面发展。“郁郁乎”“周制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他从周,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当时是否有周公画像?还是孔子自己的想象?我们无从得知,总之他崇拜周公的思想程度可想而知了。孔子又说:“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知天命”无大过也说明他学《易》明白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再不会犯大错误。《礼记礼运》中也载孔子语:“吾欲观殷道,宋不足征也,吾得《乾坤》焉。”《易书的一种)“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的确,从孔子在《十翼》中的“大衍之数”能看到他不(系辞上),真不简单!也说明但会卜筮之法,而且能把爻变运算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

这位老夫子精通卜筮。当然《易传》既是他写的,也是他学《周易》同时也收集了很多其它《易书》资料整理或引证的。如果说《周易》是一个正方形,卜筮只不过是一个“角”而已。
      其次,《周易》与《论语》两书中的主要思想,就是“先正己,然后才正人”。《周易》开宗明义第一卦卦辞“元,亨,利,贞”,孔子在《乾文言》中这样解释:“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贞’”。“在《周易》第二卦《坤文言》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义以方外,敬义而德不孤”。在《论语》中子贡问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中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移思问。”他和他的弟子曾参谈话时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孔子走了,其他弟子又问曾子:“老师说的什么意思?”曾子说,就是“忠恕”两个字。孔子在《周易乾卦文言》还说“乐则行之,忧则达之”:即人们高兴的事你就去做,人们不愿意的事你就不做。又说要百姓服从,一个国君要像《周易》指的那样,“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闭邪存其诚,善事不伐,德博而化”。“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怎样下达政治措施,应该“易则易知,简则易行,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圣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孔子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能全面看问题的人太少了。这个仁字出现在《周易》也更多的出现于《论语》,仁与忠恕内涵有所相同。扩展为仁义礼智信也好,孝悌忠信也好,就是教育人学好,不要做坏事。《周易》中孔子对乾卦九三的解释: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可以修业也。知至至之,可以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业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论语》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同是一个意思,告诫人经常反省自己改正缺点,作一个仁人君子。还要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自从自己做起!当君的施仁政,爱民;当臣的要忠君;当父的要慈;当儿子的要孝顺。总之父母就是从上到下都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推己及人,“显诸仁,藏诸用(系辞上)从《周易》与《论语》两书主要思想一比较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两书政治思想是一致的,()而成的,《周易》《周易》是以卜筮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加“十翼”《论语》则是孔子学生们把他们老师言行记录编辑成书的。孔子的得意弟子曾参又根据孔子思想(也即周文王武王周公及孔子思想)写的《大学》,系统地论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孔子的孙子孔汲(子思)又在他祖父孔子、老师曾子的思想基础上写了《中庸》一书,朱熹引程颐的话“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就是教育人走正道,不走邪路。而孔子的学生孟轲,又在这三位先人的思想言行的影响下,写成《孟子》一书,共七篇,在孔子的孙子子思著的《中庸》关于中庸之德的做人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阐述“人性本善”,主张以仁义治国,反对以利治国。孟子认为“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要先把老百姓生产生活搞好,再把教育搞好,“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忠信”,这样,“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我这里是侧重谈《周易》与《论语》的关系,但也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著述中探讨《四书》与《周易》仁义思想、忠恕思想的一致性。孔子讲仁道也讲礼()还讲“禁民为非曰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孔子的学说也是一家而已,在《论语》也能见到孔子的反对者如阳虎、桓霳、少正卿……虽然孔子自己认为他是周文王、周公仁政思想的继承人。根据《史记》记载阳虎曾在匡地当过官,而且又是一个贪官,他长像又像孔子,孔子带领子弟们周游列国到了匡地,匡人误认为孔子是阳虎,把孔子与其弟子们包围起来,里是这样说的“子畏于匡,曰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七雄”以武力争天下,秦始,《易》为卜筮之书,可以保留。秦始皇同意批了一个“可”。《四书》被焚了,今天的《四书》从孔子后人“夹壁墙”内保存下来,加上民间口头流传或私藏的《四书》核对而复制印刷。因此《论语》仍存一些“缺遗”或错别字。比如我写此文引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有的人或书认为“加”字前应有“天”字,朱熹经考证认为“以”为“已”,“五十”学易也不对。但总的说,孔子是认真学过《周易》而且注解传《易》的。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但不能文治施仁政治理国家,只二世就亡国了。


   再次,关于怎样接受历史的教训问题。唐诗人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结尾一段写道:“鸣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以万世而为君,谁得族而灭也?秦不暇自衰,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刘邦、项羽灭秦,刘邦又打败了楚项羽,建立大汉国(公元前206)。到汉武帝刘彻又大兴武力,为征服四夷,大量耗费人力物力。“财弹力甫,功不补患”。他可能在此情况下,才接受历史教训,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天下大治。经几个朝代。到1919年“五四运动”把国家的弊政都统统记在孔子思想的帐上,而要“打倒孔家店”,其结果是打而未倒,只不过孔子思想受一次冲击。“五四运动”也未能根本行“新政”与“忠恕”。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反“四旧”,“批林批孔”、“批周公”,林彪死了,不批也摔死了,但“批孔”仍是批而未倒的孔子的儒家思想。“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被重视起来,《周易》研究,孔子研究,国际、国内多次开会,出刊了《周易研究》《孔子研究》等刊物与各种书籍,《十三经》、《诸子百家》相继出版。《易经》与《论语》各得其所,传统的思想道德。


   “先正己
,然后正人”又大加提倡。

最后,我们应看到,《周易》原本在卜筮之书上整理编辑、传述的。经“四圣”或“三圣”写成此书。从周到春秋其内容远远超出了卜筮,已成为具有丰富哲理,且对政治、历史以至自然科学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的一部书籍。又是“象、数、理、占”结合不可分的奇书。孔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从《周易》引伸出各卜筮之书,变为封建迷信的起因。甚至有的人借《周易》以算命骗钱。《论语》中提倡“官本位”是反对民主的封建侯王思想也不可取。至于轻视妇女、大男子主义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应受到批判。

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爱国、爱民的“忠恕”思想,我认为不仅是中国人的而且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周易》与《论语》中美好思想道德应该进一步提倡与发扬,这样才能做到“古今为用”。

《东周列国志》第二回 :“尹球奏曰:‘臣闻褒妃德性贞静,堪主中宫。’”

明李东阳《孔氏四子字说》:“人能学礼,则品节详明,德性坚定而能立。”


    现汉中解释:“德性”同“德行”,也就是说这两个为同义词,首选“德行”。

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清•刘开《问说》

什么是“德”呢?

   师言:“德是下功夫,是有志于道;德在心里而行诸于外的就称为“德相”,譬如走路、行仪……都可表现出一个人的“德相”来。德也因此是自我的教育,是内心的梳理、表现在外的行为的规矩。”

日常生活中的“行、住、坐、卧”如何才能合乎礼节?

师言:“行,是走路。要步履平稳,举止端庄。所谓“行步如风”就是走路要如风吹云动般的清飘且稳重。

住,是站姿。站时要挺胸直腰,不要东依西靠;也就是“住如松”的形态。

坐的规矩是要“正坐如钟”,坐的像巨钟般的稳重。

卧。是睡眠的姿势;卧要如弓。也就是‘吉祥卧’”。

年轻的女孩问:“穿衣服怎样才好?”

师言:“自然最好。衣服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也可以表现我们的气质;什么身份,什么年纪,什么情境,都要合乎自然的穿着才好。”

又言:“穿衣要顺其自然才美;很牵强的,不自然的,也就不美了。”

某大学社团负责人来访,询问什么叫做“造口业”?

师言:“我们所说的话句句皆实话,所说的事,句句负责任,就称做‘正语’。反之则造口业。开口动舌无不是业,欲不造业,则必须以无漏智慧来摄受口业。玩笑话语,或是取笑别人,也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因果啊——”

又言:“和与敬是修行最重要的事,所以身形不可违背了生活动作。对人粗声粗气,妄言、绮语、两舌,这都是在声中造业,也就是造了口业。”

为什么人对熟人比对生人,反而显得礼貌不周?

师言:“有些人不熟识对方时,大家都彼此客客气气相待,讲究客套与礼节,并且和乐相处;等到彼此相处日久,熟悉对方后,就‘熟不过礼’,不再讲求礼节了。所以有人说:‘恨由爱起’。最初大家彼此客气时,能够相敬、相爱,等到熟识对方,讲究客套的礼节渐失时,就会生起一分怨恨之心。我们要保持最初相识时的那种客气态度,始终不渝,才是作人处世之道。”

开放大陆探亲后,许多返乡同胞,看到当地的贫穷落后,而生分别心,言语行止常露骄态。

师言:“我们回到大陆,要心存一分虔敬的平等观和道德观,不要去伤他们的心,也不要去刺他们的眼。那样清贫的生活,我们还不是曾经走过,难道大家都忘了吗?禁不住就自我炫耀,不但伤害了大陆的同胞,也将伤害了我们自己。”

()概念说明:

「德性」(virtue)一词在道德思想史上颇受争议。其确切定义、种类,及跟道德经验中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是争论的焦点。

()圣经:

在旧约中没有一个字可以表达德性的一般意义。一直到《七十贤士译本》(10)出现后,德性(arete)这个字才开始使用(智四1;五13)。此字在新约中也仅偶而使用(斐四8;伯前二9;伯后一35),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新约作者们认为此字过于以人为中心,过于强调人的成就和行为的价值。虽然如此,新约作者们仍以许多德性来描述初期教会的道德情况。这种情形尤以保禄书信及一般牧函(迦五2223;罗一2931)最为清楚。虽然这些对德性的描述带有希腊文化和犹太教的影响,但是作者们所强调的却是圣神的感动,而非人为的努力。在这些经文中,信德和爱德是所有德性的根本;它们改变了所有其他借自犹太教和外邦文化的德性观。

()概念简史:

最先以哲学观念阐扬德性的意义的是希腊人。苏格拉底(Socrates, 469-399)、柏拉图(Plato, 427-347)、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斯多亚学派( 501)、及新柏拉图派( 610)哲学家都以德性的学说及强调德性在道德生活中的必要性而着称。他们的立论对西方政治社会的道德思想和发展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德性是人性的最终目标。依「目的论」(teleology)的人性观,德性不会自然出现于人心中,而是人藉着努力得来的,并藉着习惯(ethos)持之以恒地实践,才可趋于完美。

在奥斯定(Augustine, 354-430)的著作中,德性的意义似乎有二种:一方面他将德性了解为灵魂的固定倾向,这种倾向会根据本性来做正确的道德抉择。另一方面,他将德性描述为正确生活的艺术。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奥氏对诸种德性在基督徒生活中的一致性及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的了解。他接受了希腊人四种主要德性的说法,亦即谨慎、公义、刚毅、节制;却把基督徒德性中的信、望、爱,特别是爱德,视为最重要的。对他而言,唯有爱能给所有的德性赋予生命,并联合所有的德性。真正的德性不只在于道德的行为,更在于行为背后正确的意向和目的;而唯有爱才是行为应有的目的。

士林学派( 20)的思想家受亚里斯多德对习惯和德性关系说法的影响,把德性分为自然的德性,即谨慎、公义、刚毅、节制和超自然的德性,即信、望、爱三超德( 496)。圣多玛斯(Thomas Aquinas, 1225-1274)进而分析并综合了基督宗教和非基督宗教的德性观,而主张超自然的德性来自天主的恩典,能使自然的德性臻于完美,并具备超自然的德性,并被整合在超性( 492)生活中。因此,就同为「习惯」的观点来看,自然与超自然的德性并无不同;其差异在于它们属于不同种类的善,两者所获得的功德不同、所能达到的完美程度也不同。

天主教传统的神学家承袭了奥斯定和多玛斯的较整合说法,把德性划分为自然的四枢德和超自然的三超德。此外,他们也提出「末世观的德性」,诸如:感恩、谦卑、警醒、宁静、喜乐等;这些都是圣神赐予信者的德性。

近代的哲学界和神学界对道德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德性的分析和研究,表现了一种强调道德主体的趋势。道德主体上应该同时注意两面:一面是「人之所是」(to be),另一方面是「人之所为」(to do)。原则上,两面应是一种动态的整体;但是,在非常强调效率、结果及成功的今日社会上,应该特别强调「人之所是」的一面。因此有人主张「人之所是」胜过「人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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